柴静，央视记者、主持人。从《新闻调查》到《面对面》，再到《看见》，她的职业都是“说实话”，然后在青年人心中她之所以魅力无敌，更因为她还可以将实话说得很“文艺”。 赖声川，台湾舞台剧导演，他的作品《宝岛一村》《暗恋桃花源》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《十三角关系》……可以文艺致死，还可以刻骨清醒。如果让这两个人头脑风暴，他们更想说的可能不是你以为的文艺或者创作，而是，他们曾经也忧伤、欢喜过的青年时代。日前，二人在“玛克思大爬梯”交换各自的记忆，或许可以为常感无奈无聊的青年人点拨一二。
“我”是谁？“我”该干些什么？
赖声川(以下简称赖)：我自己做戏剧，所以每天都在观察社会，比如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悲催的一代，自己赶上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时代。近20年的流行文化讲的都是“我爱”“我要”“什么我都要”……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化正好相反的，大家想的是怎么去为这个世界服务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看看上个世纪60年代排行榜上的流行歌曲，根本不是在讲一些无聊琐碎的个人小事情，讲的都是人类的大事情，比如，为什么有战争？人类为什么不能更爱彼此？
柴静(以下简称柴)：你说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的轨迹和现在的年轻人也正好相反。我出生在一个没有这个主语“我”的年代，1976年我出生在山西，16岁写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，童年玩的游戏是跳皮筋，唱的歌是“一朵红花红又红”“刘胡兰姐姐是英雄”“毛主席金光照”……这是我们的游戏、诗歌、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是没有“我”的。30多年来，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反而是努力要从一个曾经非常大的共同体当中独立自己的过程。离开自己的故乡、籍贯、身份、家庭、语言，去成为一个非常孤立渺小的人，但是可以成为“我”。
赖：我生在美国，成长在被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台湾，听的是西洋歌曲，他们的音乐改变了我们的世界。我常常在想一句话：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。没有人信这句话，可是我真的相信，嬉皮文化和披头士改变了我们。嬉皮文化的世界是一个理想世界，我后来出国留学到加州大学，校园里大家用不同的语言激烈讨论着遥远伊朗的政治，过一座山就是嬉皮文化的发源地伯克利。后来革命成功了，大家就没得可吵了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失落感。那个时候，伯克利最为有名的还有泡泡女郎，吹泡泡的姑娘每天就这样走来走去，那些伊朗学生辩论完了以后，我就看到泡泡从他们头上这样飘过……我们往往是透过别人的文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。
柴：很奇妙的是，赖老师说他在美国，从西方人的眼睛折射中看到自己的中国。而我们这些内地的孩子是在十三四岁，偷偷听“敌台”的广播。某次在白岩松家吃饭之后，他放了一张碟《台湾民歌三十年》，当时差不多有十个人在，其他人都是男性，差不多都四五十岁，我记得当时看到胡德夫唱时，白岩松眼里含着泪水说，“恨不能给他跪下”；唱到《橄榄树》的时候，又有两个人倒下了；潘越云唱《天天天蓝》的时候，唱到“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”，六哥就已经醉倒在椅子上……后来我看身边这群人，才明白，其实我们是台湾民歌的孩子，说这句话多多少少又有安慰，又有心酸。
曾经的理想与如今的无奈，以及，如何过渡过无奈
赖：1973~1978年，我在台湾的五年，很多个晚上是和胡德夫一起。虽然台湾那个时代叫做“戒严时期”，不准公开唱歌的，但我们会悄悄地唱。这些事情对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影响的。我变成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年轻人，这样子的年轻人在今天的时代里可能是格格不入，但那个时代我真的没有想未来拿多少工资，或者是我能够怎么样去赚多少钱，甚至我是没有房子、没有车子的裸婚族。当时虽然看不到金钱上的未来，但是自己心里有信心：我怎么可能会养不活我的家人呢？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。我今天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觉得自己很理想化，我看到我的成长中有那么一个环境，有那么多人可以说我们不要管自己，我们看看怎么样让世界更好，这是感人的，到今天我还被这样一种理想所感动。今天的80~90后们很容易就出现一种对生活无奈和无聊的感觉。
柴：你说的感觉我也会有，很多时候看到现实中的困境，很难被个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的时候，无奈的感觉会有，但是为了排遣无奈必须要有聊。
赖：他们可惜没有生在那样一个时代，今天的时代的理想可能比较物质。但是我经常在思考，物质有没有真正给人快乐？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我想是在寻找某一种幸福或者快乐吧。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否定这一点吧。
柴：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我也可以理解当下生存的这个过于物质的年代。因为我们要从非常荒芜的文化土壤中，慢慢地走出来。这个“走出来”的过程当中，会有风吹日晒，但很真实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经过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滋养，才能有那种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燎原之色，在我看来，所有的都不用急，要等。
活着，当如何？
赖：但是，我最近看了几个关于金融海啸的纪录片，讲了很多内部秘密，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多少人被蒙着，所有人的钱被这些人玩弄。我想苏格拉底讲的一句话最重要，没有经过检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。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，你到底有没有去检视我们的人生？在别人的创作里面，我们可以感受很多，也许共鸣就出来了。
柴：我觉得一个人最后成为什么样子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，他选择不去做什么。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大共同体传统的国家，几千年来，除了个别的碎片从当中剥落之外，基本上大多数都不得不黏附其上。有的时候我们黏附在制度上，制度没有的时候，我们黏附在金钱上，这个过程是最可以偷懒的。在北京这十年的时间我一直还租住在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面，我甚至没有时间或者心思去打量这个房子。我下一个十年应该住在哪儿？我没有去想这个问题。我有一张自己的书桌，我有可以听音乐的地方，北京大雷雨之前我就把音响放得很大，听着崔健，我就觉得很来劲。生命不在于属于你的某一张床铺或者属于你的某一张产权证书上，生命是在那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活着的存在。
